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其实并不快》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后有较多有利于城镇人口比率提升的条件，但速度并不明显快于改革开放后。主要是中国长期存在以下障碍城镇人口提高的八大阻力。这些阻力在未来将更明显地阻碍中国城镇人口比率的提高。

 

    一是城市高房价与农村自建房成本相对较低的阻力。城市化在很多人看来是中国房价上涨的坚实基础。事实上正好相反，高房价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中国房改之前，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镇居民可以免费得到单位分配的住房，只需缴纳象征性的租金。而农民只能自建住房，这几乎是农民一生当中最大的经济负担。这种情况下，住房的取得方式与成本的不同，是造成中国的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自1998年房改之后，城镇居民从单位取得的住房补贴基本只有住房公积金一项，绝大多数住房只能在商品房市场上取得。农村居民尽管仍要自建住房，但在现金收入明显提高后，负担相对减轻。在农村与城镇建房的材料与人工成本其实相差不大，造成农村与城镇房价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是地价不同。目前中国各大城市“地王”不断涌现，可农村自建房的土地成本却是零，只要是农村户口，都可免费得到宅基地。农村入城打工的人大多收入都低于城镇居民，又要付出房租，因此积蓄所剩不多。目前中国房价相当高，相当于家庭10倍年收入的房价水平，似乎是很多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低房价。假设3成首付，7成贷款，以6%的长期平均利率贷20年，则利息成本相当于买房款的0.84倍。2007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分别是13786元、9997元，因此只有27.5%的收入可积存用于买房。10倍的房价收入比之下的房产，相当于家庭66.9（10×1.84÷0.275）年的净收入。而人一生工作的时间，也不过30多年。事实上京、沪等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在15倍左右，则一套房产相当于家庭约100年净收入。因此绝大多数进城务工者不大可能在城镇买房安家。在年龄较大以后，会选择重返农村。

 

    二是落后的户籍政策的阻力。在城镇就业和居住的外地人，不少只是持有暂住证，“暂住”在城镇。在中国的户籍政策下，非本地户籍的人，事实上失去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子女入学要么在教学质量较差的民办学校就读，要么缴纳不菲的赞助费后在公办学校就学。据央行的《2008广东省金融运行报告》中的《东莞农民工状况调查》一文（以下简称《央行报告》）统计：“在东莞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中，公办学校就读的占27.3%，民办学校就读的占72.7%”。并且子女不能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不能在居住地办理港澳通行证和户照、更换到期身份证、结婚登记。城市提供的所有关于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以上海的“四零五零工程”为代表的就业援助等各种优惠政策，几乎都面向有当地城镇户口的居民。

    虽然不少城市放开了户籍的限制，但对大多进城务工者而言，仍然像鲤鱼跳龙门一样难。以山东威海为例，根据2004年的《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威政发[2004]41号）第二条规定：“放宽中心市区的准入条件，放开荣成、文登、乳山三市及中心镇区迁移限制。凡具备下列8项条件之一的，准许公民本人及其配偶、未婚子女、双方父母在威海市区落户：

    1、本市公民已在威海市区有合法固定住所、有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
　　2、为我市招商引资100万元以上的；
　　3、在威海市区一次性投资20万元以上的；
　　4、在威海市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固定资产达20万元以上的；
　  5、本市农民进城从事个体私营经济，1年内纳税超过2000元的；市外人员1年内向威海市区税务部门纳税超过3万元以上，或2年内纳税累计超过5万元、3年内纳税累计超过7万元的；
　　6、威海市区私营企业业主连续3年接收城镇失业人员20人以上就业，并保证工作稳定、工资按时发放的；
　　7、被本市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合法聘用，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员，以及我市急需的具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术工人或其他在技术、管理等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员；
　　8、购买商品房（包括二手房、房改房、自建房）以及通过其它合法方式获得的住宅，面积超过60平方米（含60平方米），并取得房产证书的。”

    其他各城市的户籍政策的放宽的规定大同小异。其本质上是吸引农村的人才和资金进入城市，加剧城乡差距，而不是为了提高城镇人口的比率。真正符合类似政策的进城务工者少之又少。

    户籍的限制，使得进城务工人员从身份上根本不是城镇人口，也有促使他们重返农村的压力。

 

    三是中国人口结构的阻力。1960-1980年代，中国的出生率高，出生人口数量庞大，1964-1990年，中国平均每年出生人口2331万人（图8）。特别是从1977年开始，直到1990年，中国新生人口数量持续增加。由于大学扩招是最近10年的事，因此这个时期出生的人大多并未接受高等教育。正常情况下，本科毕业是23周岁，假设大多数人是高中毕业，即平均19岁就业。则1996-2009年，是中国农村人口集中转移到城镇的时期。但从1991年开始，中国新生人口持续下降，则未来近十年的时间，中国城镇人口的净增加数将持续减少。

 

 

    从联合国的数据来看，15-24岁的人口2000-2010年处于上升期，其中2005-2010是小幅上升，从2010年起持续下滑，直到2030年才开始增加（图9）。而该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05年起就持续下滑。

由于城镇高房价、无城镇户籍等多种原因，年龄偏大的农村进城打工者将陆续返回农村居住，因此只有新入城的进城务工者多于返乡的进城务工者，城镇人口比率才能提高。因此新增劳动力的持续下滑，是中国城镇人口比率提升的又一大障碍。

 

    四是“教育产业化”的约束。“教育产业化”本质上是提高学费，将本应由国家提供的教育经费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中国用于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仅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更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贵族为何雇奶妈。在高校大幅提高学费之前，中国高校对贫困生有助学金的补助。即使再贫困的农村子弟，只要考上高等院校，就不对家庭有经济上的负担，这些农村子弟就成功地跳出“农门”。高校学费提高后，学费成为农村学生家庭较大的负担。尽管曾经发生的买保险后故意自杀希望以保险公司的赔款支付儿子学费的案例非常少，但客观上阻挡了不少农村学生的大学之路。据《广州日报》报道，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曾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在目前就业竞争激烈的国情下，恐怕只有经过高等教育，在城市立足的概率才比较高。否则即使暂时在城市就业，最终也将重返农村居住。

 

    五是外需下降导致出口加工业未来无法持续之前的高速增长。中国之前近二十年的出口虽然增长迅速（图6），但这是在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低消费的情况下实现的。另外在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中国商品的主要出口国，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股市与楼市泡沫持续膨胀产生的财富效应（图10），和低利率对信用消费的膨胀，共同推动了消费（图11）。

 

 

 

    但目前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股市与楼市的泡沫破灭，曾经的财富效应转化为“财富负效应”。全社会都将被迫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弥补虚拟财富的损失（图12）。同时西方国家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2010年前，西欧与北美65岁以上人口比率缓慢上升，而2010年后将持续上升，直到2040年才有所放缓（图13）危险的“胜利”号——冯玉祥之死。则未来退休的人将不得不提前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储备养老金。因此中国未来出口的增长将非常困难，出口制造业对进城务工者的吸纳的增长将明显放缓。

 

 

    六是前期城镇人口提升过程中社会保险的欠账。在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下，进城务工者只有在同一省、市、直辖市缴满15年以上的社会保险，才能在退休后享受相应的待遇（主要是养老金）。而进城务工者只有极少数会在同一省工作满15年之上。同时不少进城务工者因种种原因，选择退保，取走养老金账户的个人部分余额。这样进城务工者为工作地区的养老金统筹账户贡献了大量的资金，却基本失去了未来在城镇居住的可能。因无稳定的养老金收入，很难支付在城镇居住的生活成本，而返回家乡农村居住，居住是免费的，自种的蔬菜也是免费的。年老之后回乡几乎是必然选择。

    社保的欠账还减少了进城务工者的应得工资。因虽然务工者未得到社保的收入，但企业实际付出了较多的费用，就相应减少了工资的支付。以上海为例，企业缴付了相当于职工工资37%的社保费用。这进一步削弱了进城务工者在失去劳动能力后在城镇居住的能力。

表3　上海各项社会保险缴费相当于职工工资的比率

 

企业（%）

个人（%）

合计（%）

养老保险

22

8

30

医疗保险

12

2

14

失业保险

2

1

3

工伤保险

0.5

0

0.5

生育保险

0.5

0

0.5

总和

37

11

49

 

    七是进城务工者工资长期过低的现实。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其价格（工资）由其价值决定，同时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因此工资长期以来是偏低的。这种低工资也成为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一种竞争力，甚至有学者认为拉低了全球的物价。《央行报告》的统计显示：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从1994年的35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770元／月，15年间年均增速不足5％。进城务工者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1％，1000-1500元的占50%，1500元以上的仅占29%。在消费支出上，有59.7%的进城务工者每月消费在500元以上。扣除必要消费后，进城务工者一年的积蓄未必能在工作地买下1平方米的住房。

    “人口红利”其实只是进城务工者低工资的遮羞布，更埋下未来“去城市化”的隐患。

    进城务工者不仅收入低，还不像城镇居民那样全年工作。劳动保障部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2006年的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平均在外就业时间是9.4个月。

    农民工普遍春节要回家乡，不仅要支出不菲的交通费用，还可能因为春运高峰，遭受票贩子的剥削。

 

    八是城镇对进城务工者的种种限制与歧视。进城务工者固然文化素质不高，也未必有非常好的卫生习惯，犯罪率高于城镇人口，收入低，从事的一般是城镇人不愿做的工作。但理应得到尊重。事实上正因长期的损农肥城的政策，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农民补贴了城镇居民，农村才比较贫困，农民的素质才较差一点。在欧洲发达国家一半财政收入用于给农村和农民的补贴的时候，中国的农民还在缴纳世界上极少数国家才有的农业税（目前已取消）。但城镇人普遍对进城务工者不仅无感恩的心理，反而有歧视。不仅一些制度对进城进务工者不公，而且在就业、与城镇人通婚、人身损害赔偿、司法审判等方面普遍受到歧视金大中是第一位推广汉字的韩国总统（多图）。

 

    城镇人口比率不等同于城市化率

    本文在衡量国外的城市化时一概用“城市化率”，而国内一般是“城镇人口比率”。这是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的考虑。国外城镇人口几乎不可能返回农村，而中国的城镇人口是不稳定的。中国以严格的户籍政策将居住在城镇的人划分为外地人与本地人。2000年以前，城镇人口的统计以户籍为准。2000年之后，以城镇常住人口为准，包括了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于是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城镇人口比率由原来的30%增加到36%，当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因此，大量进城务工者及家属只是城镇暂时的过客。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在将纳税义务人划分为居民纳税人与非居民纳税人。如纳税人在学习、工作、探亲、旅游等临时性原因消除后，必须回到中国境内居住的，则中国为该纳税人的习惯性住所，被视为居住纳税人。不少进城务工者进城，只是临时性的居住，农村才是他们的习惯性住所。全世界只有中国有春运现象，大量进城务工者返回农村过春节，而不是家属来城镇与他们团聚。从统计上看，将进城务工的人视为城镇人口更合理，但将城镇人口比率视为城市化率，是不科学的。

 

 

 

    由于中国僵硬的户籍政策的限制，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存在泡沫。如以户籍衡量，中国城镇人口比率明显低于以居住地衡量的比率（图14）。2007年，前者为32.6%，比后者低了12.34个百分点。进城务工者实际上不仅不大可能在60岁以后在城镇稳定居住，由于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社会关系上的劣势，不少人甚至无法在中年时在城镇工作。并且不少在婚后就重返农村。《央行报告》显示：在东莞的进城务工者19－30岁的占68.1%，30岁以上的占31.9%。婚姻状况以未婚为主，未婚者占61.8%，已婚者占38.2%。

 

    有效消除中国城市化泡沫的办法是农民在城镇拥有住房，同时拥有养老保险，使得失去劳动能力时可承担在城镇居住的成本。然而这两个必要条件一个也不具备。事实上，过去30年，中国失去了一个实质提高城市化率的大好时机。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中国城镇人口比率的提升速度已明显放缓，只比2007年提高了0.76个百分点。而1998-2007年的10年间，平均每年提高1.3个百分点。

 

    目前，看不到中国在户籍制度、提高进城务工者收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有实质改革的希望。因此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未来不仅将增长缓慢，而且很有可能会出现“去城市化”的过程。日本、美国等国家在城市化达到75%以后就长期徘徊不前。个人预计，中国城镇人口比率很难达到60%的水平。如不能正视现实，亡羊补牢，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恐怕成为城市化的反面教材。

 

 

 

 

 

养老保险靠得住吗?